法院判决书公开化的社会价值及最佳方式

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童松青律师、张东伟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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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书公开化的社会价值及最佳方式

一、原因

众所周知,法院审判是一个法制社会里守法公民的最后的权利救济手段。社会越文明,就越需要法治,法院的审判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也可以这么说,在一个高度民主和市场化的法制国家中,司法部门的审判权应凌架于行政权力。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对包括总统在内的任何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审查甚至予以弹劾的根本原因。前些时候被媒体炒的沸沸扬扬的韩国总统被停职立案审查事件,就体现了这种法院审判权的至高无上权力。

我国的法制建设一天比一天在向前推进,法治观念也是逐日深入人心。法制建设的最重要环节,就是看法院的审判是否体现公平、公正、合理。要实现该目的,就必须要成立一套有效监管法院审判权行使过程的机制。在一个完整的法院审判权过程中,可以分三块:一是审判诉讼程序,二是审判权进行,三是审判权的行使结果即判决书。前两者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保证公平、公正、合理地实现第三块。因此,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判定法院是否依法行使审判权,最终体现在法院的判决书之中。

纵观我国法律规定,自1991年4月9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就很明确地规定了法院的审判过程“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都应当公开进行,对审理的案件无论是“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都是“一律公开宣告判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说:“最高法院原本要求,全国各级法院都必须向社会公开所有的法律文书,让媒体、当事人和律师查询。”(1),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一再强调各级法院的法律文书必须要向社会公布的,也体现了我国的法律意识。

然而,当前普遍存在的情况是:法院的判决书除了发给当事人,此外就是保存在法院的卷宗档案里,作为普通的第三者公民是非常不容易看到的。而且,那些可以对社会公开查询的判决书,还是法院特意精心挑选的“优秀诉讼文书”。至于将哪些判决书对外公开的取决尺度,由法院自主决定。就算是那些对外公开的判决书,也还是有所限制的,如果第三人要想查询,则需要持有单位介绍信,还只允许翻阅,抄录,不允许外带翻印和拍照。

从全国范围来看,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每年都会挑选一些案例,以出版方式对外公报,但这些案例相对于全国每年审理的上百万件案件,简直就是沧海一粟。而且,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其实都是经过层层选拔,判决公正、公平、合理,行文流畅、条理分明、逻辑严谨,都是优秀的判决书,对各级法院审判有相当的现实指导意义。但从本文的角度来分析,如此公布判决书实在是失去了我们这里所谈论的旨意。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各级地方法院知法犯法甚至不惜对抗最高人民法院的文件精神呢?归根结底,首要原因,在于目前我国法院审判制度的缺陷,即法院内部仍旧在实行双重审判报告制度。 简单地说,法官在审判一个比较复杂的案件,首先是要先制作审理报告,提请法院内部有关领导或审判委员会审批,在此基础上再制作判决书。审理报告才是法院内部和上级法院指导、检查审判工作的重要依据,才是评价法官工作业绩的主要指标。审理报告作为判决书的附卷部分,是不对外公开的,当事人及外界对此过程根本无法了解,更谈不上查阅。判决书只不过是审理报告的有的放矢的增减文书。也正因此,法官对审理报告制作的重视远高于判决书。 这种制度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司法的公正与效率实现,更是给法官滥用职权、滋生腐败开辟了一个隐秘的温床。

另一个原因,则是与当前法官的文化素质有关。“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九三学社副主委王毓钟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反映说,有些基层法官写就的法律文书在语法和逻辑方面存在各种问题,比如有的判决书出现语法错误,语句不通,用词不当;有的则文字晦涩难懂,白话文和文言文交织在一起,“之乎者也”充斥文中;有的则夹杂许多行话、黑话、方言,有损判决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不少判决书还存在错字、漏字、多字,错用标点符号现象。”(2)这种不合格的判决书可以说在当前是带有普遍性的,也是地方各级法院只选择一小部分判决书公开,而不愿意全部公开的原因之一。

对于该问题,1993年施行的由最高法院下发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就对法官制作裁判文书的质量要求提出了压力。1999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又通过《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并于同年7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一次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把裁判文书质量提高到实现和维护司法公正的高度上加以强调:“要提高办案质量,最重要就要做到程序合法,认定事实准确,证据确实充分,裁判文书叙述事实清楚,说理充分,引用法律条文准确无误,说服力强。”


二、价值

我们认为,法院的判决书是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其判定的内容不仅是对当事人权利关系的确定,更是对社会进行的一种判定是非的威严公示。通过对外公开,我们认为至少可以发挥以下四方面的作用:

一是对需要惩罚的当事人的违法或犯罪行为的一种公开宣判,也间接警戒了那些有类似行为或类似想法的人立刻悬崖勒马,督促他们停止不良行为的活动;

二是可以满足那些与案件有关联或关注案件的第三人的知情权,起到事先维护他们合法权益的保护作用;

三是对法官来讲,能促使他不断提升法学理论水平。很显然的事实:逻辑混淆、颠倒是非、文语不通的判决书一旦公开,制作该判决书的法官的颜面该往哪儿摆呢?

四是能对我国当前的司法不公、以权谋私现象起到一个很大的约束作用,从而增强我国司法审判的权威性。这也是我们要求公开判决书的最终目的。

当然,根据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有矛盾性。有人会担心,公布法院判决书会给法官带来压力甚至人身威胁。压力是难免会有的,法治从黑暗向光明前进的历程怎能够没有压力呢?但我们认为,这种压力恰恰是我们所期望得到的。只有在公众媒体众目睽睽的注视之下,人民赋予法院的审判权才会依照人民的意识来行使来维护人民的合法权利。

谁都知道,司法部门的暗箱操作给我们国家带来的灾难或痛苦,给我国人民带来的怨恨、悲哀、绝望无助的眼神实在是太多了。作为一个法官,当他在国旗面前宣誓就职此刻起,他就应明白他肩负的任务是何等沉重,他要行使的权力是何等的威严和神圣不可亵渎。如果他无法承受和面对压力甚至人身威胁,那么他就不配做法官,他也不可能是一个有良知的法官。国家审判权在他手中,还会有公正、公平、合理行使之可能么?

有人会反问,公开法院判决书,当事人又该如何来理解并接受一个对己不利的终结判决并维护自己的隐私抑或商业秘密?

也有人会质疑,一个人犯了罪,是该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但并不等于他的这些犯罪行为就该公布于众,让所有的人都能知道,这势必会对他今后的生活、行为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那些受到法律制裁的人也会辩护,法院判决我们限期归还债务,我们心悦诚服,但把这不光彩的事对社会公开,以后还会有谁敢与我们做生意呢?这不就是断了我们的财路么?我们破产了,我们的工人就没饭吃了,就会对社会产生不稳定因素,进而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等等。

对以上振振有词的反驳,在我们看来,这才是关于法院判决书要不要公开的最具有争论意义的一点。 我们深信一份广布与众的法院判决书,会对失败者心理上的产生恐慌和羞愧,进而会使他认为这行为侵害了他的人权。我们也确实抱有同情并予以认可他们的理由确实有合理的一面,但合理并不必然成为保护的对象。如果从社会整体利益和必然向文明推进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诸如此类的反驳都基于一个共同的事实:自私自利。

我们知道,社会是由众多人组成的一个巨大群体,每个人都应遵循社会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才能各行其是,其乐融融。如果有人不守规章制度,那就应该予以惩罚,促使其改邪归正,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保持整个社会的秩序井然。社会不可能会牺牲某一群体而去保护某人,除非是在专制或者无政府状态之中。如果对某人的不良行为不予制裁,则会使其它人群起而仿效之,这就必然会破坏社会的井然秩序;如果对某人的不良行为只予以制裁,而不向社会的其它人尤其与该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公开警戒某人的不良行为,那么这些人的正当权益又该如何来保护呢?要知道,人之思想基于本能往往会不顾他人利益而欲取之,有过行为者又甚于无者。在现实生活中,屡犯总是多于初犯,即是明镜。

如果一个文明的法制社会,法院的审判权只会对不良行为予以惩罚,而不会教育和遏制其他有类似不良行为思想的人,更不能让无辜的人们事先避开不良行为之潜在威胁,使他们有安全感。那么,这个法制,与其说是一个有缺陷的法制,还不如是不文明的法制,这不是我们孜孜不倦所追求的法制。

故我们以为,法院判决书公开化促使对第三人起到的警戒社会与经济意义,应远远优于保护当事人因不良行为所导致的隐私泄露。这种决策的发生是文明法制社会里无法避免的,也不是某个人、某个机构所能左右的,而是由法律意识决定了的。更何况,当事人所认为的隐私并非法律通常意义上的隐私(法律只保护合法的隐私),因法院判决书的公开化导致当事人陷入尴尬境地完全是咎由自取,只能怨己而不能怨天尤人。

当然,坦然地说,因法院判决书的公开所引起的争议,我们也相信可能会对普通公众尤其是那些把法官当作包青天幻想的人群造成一定程度的视觉混乱。但这种局面只会是一时的,而长久的必然是促进作用,是多了对法院审判权严肃性的尊重和敬威,是多了人们对法治的信赖,显然这对于我们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三、方式

对外公开判决书的方法很多,如查阅、出版、新闻媒体、互联网等。

查阅,是法院将本院已结案的判决书放置于某一地方让公众自由查询、翻印,也可以是以某省、某市、某县为点将本辖区内的所有判决书集置于某处,这样更方便公众的查阅。但该方式影响范围太窄,对社会的价值贡献也很难有较大的体现。要知道,全国共有3000多家法院,如公众需要对某人的商业信誉予以查询,是根本无法彻底查询的。

出版,这是我国早就实现的一种可信方式。但缺点是成本费用高、能公布的判决书少之又少,且所有能出版发行的判决书都是出版商精心挑选的,同类相似判决书只能挑选其一。根据目前的市场发行量,一年能有一万个判决书出版,已是极限了,故根本无法实现本文深层旨意所在。

新闻媒体报道,是实现一个案件信息迅速让普通公众所知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尤其在这个信息爆炸、竞争激励的市场经济环境时代。但是新闻媒体对案件的报道是有鲜明的选择性的,只有那些具有轰动效应或者案件的审判在全国具有独创性的才会予以关注。新闻媒体的本身性质也决定了它的报道不会是详细且客观评价的,也不可能是对判决书的原封不动的刊登。它往往站在广大公众这边,从社会启示和学理角度对判决书进行分析解剖、删繁、就简重组编写,然后再予以报道。这样,他所能起到的主要功能是教育和警戒,显然无法替代原汁原味判决书原本能带来的社会效应和经济价值。

在互联网上公布,是最近才兴起的一种新式手段,但便捷迅速、无时间差的资源共享使得它迅速发展成为目前社会大众吸取知识信息、关心国家大事、了解社会的最普遍、最有效的应用手段,他的跨地区、无限制、几乎无需费用的查询资料更是其他方式望尘莫及的。

任何一个判决书,只要在互联网上公布即可成为任何人查阅的文书,这可以很好地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正常利益。比如说,某公司因经常赖债,商业信誉不佳,经常被起诉到法院。而第三人正想与该公司洽谈业务。显然,该公司是不会告诉第三人他的商业信誉是不佳的,相反还会极力吹嘘。如果第三人想依法了解该公司的商誉,只能去法院查询该公司是否有经常被起诉的情况。然而,该想法在以前是行不通的也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他不可能知道该公司的案件是在哪个法院审判的。退一步说,就算他知道该公司曾经在某省、某市被起诉过,那么他会专门派人去调查核实么?显然,从企业经济成本核算和商机上考虑,第三人作出如此决定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那么,如果第三人再与该公司发生经济往来,他的合法利益就极有可能会受到侵害。如果所有的法院判决书在互联网上公开,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查询,那么第三人就可以亲自或者委托他人在几分钟内就可以知道最终结果,这无疑间接保护了第三人的正当利益,体现了法律的最终价值。

在互联网上公开法院判定书,还有一个巨大作用是其他方式所不能比拟的,那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对该判决书是否公正、公平、合理进行研究并自由发表意见,这必然会推动我国法学界百家争鸣的欣欣向荣局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互联网上公开法院判定书,是目前最有成效、最经济的方式。国外先进发达国家的许多法院以及我国的香港高等法院、台湾地区的一些法院都在网上公布判决书,方便各界人士查阅,所取得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从互联网上也可以看到,国内许多法院如北京市中级法院、上海市中级法院、海南省高院等等都已在网上公开了绝大部分的判决书,包括一审、二审和再审案件。据《南京日报》广州4月11日电,从5月1日起,广州中院审判的所有判决书都能从网上看到。据悉,这是广东省地方法院首次推行裁判文书上网,向社会公开。

四、结束语

种种迹象表明,法院判决书对外公开是必然的趋势,而互联网上公开法院判决书将是最主要最重要的方式。我国法院的审判规程与格局也将因此发生嬗变,从而加快司法文明向公正、公平、合理迈进的步伐,使得我国长期以来权大于法的现象会得到有效遏制,在杜绝司法腐败现象方面,也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文所写内容,综合了国内学者的一些观点.)

主要注释:
(1)来自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13日13:25 《南方都市报》地址:http://news.sina.com.cn/c/2004-03-13/13253019082.shtml
(2)来自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13日13:25 《南方都市报》地址:http://news.sina.com.cn/c/2004-03-13/1325301908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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